现在中央却不要我们

发布时间:2018-07-31 作者:admin

  陈立夫青年时代曾留学美国,但基本上是遵循“三纲五常”的中国士大夫,他很自然地看不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出身、有点儿东洋作派的何应钦,更不喜欢在哈佛大学受教育、整个西洋范儿的宋子文。如果说他与前者是谋略不同,与后者则是“文明的冲突”。尽管陈伯达代表把陈立夫兄弟与蒋介石、宋子文、孔祥熙一道“封”为“中国的四大家族”,但陈立夫在内最不满意的人却是宋子文。他在回忆录中写了失败的两大原因后,还多说了几句“任用人才要特别谨慎,治大国必须有大量,见识小、度量小的人,绝不能治大国的。又如果他中国书很少读过,他写的说的都是英语,他自然不能治理中国了。”稍有历史常识的人一眼就知道这话说的是宋子文。

  文章摘自《同舟共进》2010年第8期 作者:袁晞(《人民日报》高级编辑) 原题为《陈立夫的反思》

  对当年国共两党在中国大陆成败得失的原因,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有多种分析和总结。最早的有艾奇逊主持美国国务院时期推出的“白皮书”,分析美国在二战后为什么“失去中国”。其后,国共双方的许多领导人及各国专家、学者在著述中表达了不同观点:有人说因政权腐败而丧失民心;有人说土地改革的成功直接促成了战争的胜利;有人说蒋介石用人不当,国军将领无能,而运筹帷幄,、粟裕等将帅智谋过人;有人说经济政治政策失误,破坏了国民经济;还有人埋怨美国人援助不利,而苏联人暗中助一臂之力这些都是原因,至于孰重孰轻则见仁见智。

  “我们的汤底,无任何添加剂,都是真材实料炖出来的,很多朋友直接带回去给家里的老人或者孕妇喝。”对于自己店的品质,陈振声信心满满。“店里最受欢迎的鸡脚猪骨煲,每天至少能卖出两三百锅。”

  “大佬”陈立夫对“大陆沦陷”原因之见解可谓独树一帜。陈立夫身在最高层,直接参与领导了与的斗争。在大陆失败后,陈立夫作为失败的主要责任人,或说是替罪羊被蒋介石贬出主流,远走海外,在美国养鸡(经营饲养场)多年。因此他有条件冷眼旁观,有时间“闭门思过”。1994年,年过九旬的陈立夫在台湾正中书局出版了回忆录,书名是《成败之鉴》,顾名思义,就是总结及自己一生的功过成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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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从抗日战争结束到退守台湾,不过短短三四年,陈立夫认为是政府军事和财政的失误导致了失败。

  军事上的错误他是这样说的:“日本人投降时,总裁派何应钦将军去受降,我特地去看何将军,我建议他要求日本人的军队,帮我们防守两条路,由南京、浦口到天津,与由汉口至北平之津浦与平汉两条铁路,使日本军队帮我们防守这两条铁路沿线地区,我们的军队就可开往北方去,因为我们的军队都在西南、西北一带。但何将军忽略了我的建议,致使我们的军队须经上海,由海道运往天津、北京,白白浪费许多时间和人力、物力,予中共以调度的机会,这是很可惜的事。”他还写道: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,就是日本投降后,没有收容敌后打游击的队伍,“当时这些在北方、在东北打游击的部队,都是本党同志,后来军政当局或许受了国防部次长共奸刘斐之影响,不要这些游击队的兵,引起了他们的怨恨,这些人心里想:中央军队和日本人作战时,我们在日本人后面打游击牵制他们,不无有功,到现在天亮了,我们也应该有个归宿呀!现在中央却不要我们,那我们跑到那里去算了这种损失,是无法补偿的了,为渊驱鱼,是等于壮大了,使他们平白增加了好多万人。”

  陈立夫认为第二项败因是“我们的财政金融没有搞好”。他说,日本人每占一个地区,就用一块日本军用券兑换一块中国政府的法币,让人们不觉吃亏,日本人用这种办法逐渐收去了中国的法币,让日本军用券在沦陷区流通。后来汪精卫组织伪政权以后,发行一种伪币,一万军用券可兑换五千伪币,等于贬值了一半。“日本投降以后,收复地区人民自然欢迎使用法币,但财政当局宋部长竟规定两百元伪币换取一元法币,这一错觉,以为这样一来,就可用少数法币把伪币都收了回来,其实害了老百姓。有五千元伪币的人只能换到二十五元法币了,而这个时候的法币早已贬值了,所以原有一万元法币的人民,只剩贬值的二十五元法币了。”陈立夫批评宋子文说:“一个富有的人经过这场战争,他的财产由一万块钱变成二十五块贬值的钱了,这不是替铺路吗?还算什么财政专家呢我们已先替把人民都变成了无产阶级,这是我们财政上犯的大错误,当时政府不应该去占这种便宜。”

  陈立夫总结的两条确实是的败因,但不是他所说的“最大原因”。他身在其中很难客观,又因派系林立,也难免有门户之见。

  陈立夫青年时代曾留学美国,但基本上是遵循“三纲五常”的中国士大夫,他很自然地看不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出身、有点儿东洋作派的何应钦,更不喜欢在哈佛大学受教育、整个西洋范儿的宋子文。如果说他与前者是谋略不同,与后者则是“文明的冲突”。尽管陈伯达代表把陈立夫兄弟与蒋介石、宋子文、孔祥熙一道“封”为“中国的四大家族”,但陈立夫在内最不满意的人却是宋子文。他在回忆录中写了失败的两大原因后,还多说了几句“任用人才要特别谨慎,治大国必须有大量,见识小、度量小的人,绝不能治大国的。又如果他中国书很少读过,他写的说的都是英语,他自然不能治理中国了。”稍有历史常识的人一眼就知道这话说的是宋子文。

  与同代人更不同的是,1900年出生的陈立夫有幸活到了21世纪,同代名人大概只有蒋夫人宋美龄可比。陈立夫比同时代的、蒋介石等人在人世多待了二十余年,而这期间世界巨变,陈立夫目睹了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,亲历了在台湾执政,同时还看到了苏联解体、冷战结束的世界大变局。这本回忆录浓缩了他一生的经历以及他对中国和世界的观察与看法,时空的广阔使他有不少有历史纵深感和放眼全球的真知灼见,但他在谈论败于并检讨责任时却不够豁达。

  人大概总是有局限性,陈立夫对百年世事沧桑大多能从容面对,而对自己一生中最惨痛的失败却难以释怀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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